王乔
彭祖书院常务副院长
江苏师范大学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张伯英生平
张伯英(1871年7月24日至1949年1月15日)，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各远山楼、小来禽馆。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碑帖鉴定家、诗人和学者。其祖籍在浙江绍兴，太曾祖张垣自浙江徙居铜山县山南乡三堡榆庄。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别是伯英、仲警、叔庚、季遵)。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师事之。
他幼年，初从塾师张永伟受教，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于萧县李辅中家私塾。及长，入徐州云龙书院，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桂中行先生。
1887年，金坛冯煦(清朝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张伯英时年17岁，遂为书院山长冯煦之入室弟子。叔侄同科中举后，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张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
光绪十三年丁酉(1897年)中丁酉科贡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诏命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榜举人。供职徐州户部山盐巡官家馆，非其素志，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荃，治理化。越三载，复授举人。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考七品京官，因此北游京师。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键路局，与徐树铮同寓，后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而北上。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三月，合肥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派徐树铮为军学处处长。徐树铮为张伯英同窗，其父又是张伯英业师，故人交谊深厚。经徐树铮引荐，张伯英入段祺瑞幕僚，为“帮办”。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聘张伯英为秘书。
1917年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张伯英被聘为段祺瑞政府秘书，使典书札，因而于文牍函电，多所赞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为秘书，后代理国务院秘书长一职。
张伯英居官清正，不营财产，所得俸给，常周济宗旧。其京师所居，老屋旧院，聊蔽风雨而已。家用器皿，亦限于实用，不事增华。而办理财政，则一丝不苟，公私分明。因其清廉，上级嘉许之，先后授其二级大绶嘉禾勋章及文虎勋章。
1925年，徐树铮天津廊房遇难，张伯英悲愤难当，谢病辞职。转任北京自来人厂及电车公司董事，专心于地方公益及教育事业。曾任北平成达中学教习，与都下鸿儒林纾、梁上栋、姚永概诸人共事，教授经史古文并兼及书法(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出其门下)。
1926年引退，以鬻字治印为谋食手段。
1929年，万福麟任黑龙江省主席，聘请张伯英主持编修《黑龙江省志汇稿》。张伯英远赴东北，成立通志局，全力编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形势转危，张伯英力疾撑持，终于完成汇稿。次年付梓，分十二类，六十二卷，共一百四十万言。
日军占领北京后，张伯英闭门隐居于北京官坊口私寓，晨夕读书习字，闭门不出。及“华北政委会”成立，汉奸王克敏屡屡邀其出山，张伯英均坚辞杜绝，并与王克敏断绝一切关系。日本人曾要以10万银元购买其所藏《十七帖》，张伯英坚决拒绝。此时，家计艰困，食指繁浩，全家二十余口人皆仰张伯英手中一支笔写字鬻书为唯一支撑。万难时，仍千方百计保护先贤手迹，使之不落敌伪之手，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英喜不自胜。
1946年张伯英长孙张儒和行军至巴蜀，张伯英特寄诗为勉曰：“日煎峨茗临峨帖，未慰十年远别情。游目山川等闲事，老人只是盼时平。”其时，次孙张为和，孙女太和亦在蜀中，分别五年多，甚为思念，“时平”之盼，乃家国之忠。
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而清雅，他以精鉴书画碑帖闻名京津，被人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与海内外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为广泛。
1948年冬，张伯英体衰成疾。次年元月，疾重，数日不食，十五日病逝于北京寓所。
二、族祖与家世
(一)族祖
彭城张氏为徐州望族，其后矞遍布市区和铜山、萧县等地。张氏祖籍浙江省绍兴市山阴县车水坊前，明嘉靖间始祖张棋始迁于徐州东南张家集。
张棋生应科，应科生三子：两居吕梁，惟张垣居彭城。张垣生子：长子张胆，官历直隶、山东、河南督标副总兵、都督同知、骠骑将军、光禄大夫，很有些军功。次子张铎，三入内翰，两任知府，也有不少政绩。三子张志羽，以二兄并仕，独家居奉母雍，而雍容惟雅，振翅雄飞，时称“彭城三凤”。张之子竹坡名道深，独具卓识，以评点《金瓶梅》而知名。
张胆子六人，次子道瑞，字履真，登癸丑科武进士，选授侍卫江南福山营游击，署协镇徐州副总兵，这就是张伯英的七世祖。
张道瑞五传至乡贤公。乡贤公子二人：长曰介。张介字石夫，禀生，著有《居俟斋集》。能传乡贤公之学，隐居教授，不闻世事。著《斯文统诸》一书，隐然以道学之传自任。
道瑞次子曰达。达即张伯英的祖父。张达字卓堂，号若泉。侯选知县，学行为乡里所重，卓堂饮素豪，然有节度，曾止酒一年。卓堂自幼即从乡贤公治兵捍卫桑梓，为士绅领袖数十年，凡有益于地方之事皆力助经营，远近服其公正。卒于光绪甲午(1894年)。妻金氏。
(二)家世
张伯英父亲张仁广，字溥原，豫河间侯补同知。性淡泊无嗜好，善词章，惟喜作书，手不释管。其字张从仁(字云生)，子伯英以文学显名，皆所自教也。庚申(1920年)，弃养，妻陈氏。
伯英族先世所居郭家楼，在万年少别业雀泉山庄西侧，池馆之盛，甲於郡南。而伯英旧居去榆庄八里、罗冈，在今汉王乡境内。
张仁广子四人，行以伯仲叔季。长子伯英字勺圃，一字少溥，号云龙山民，东涯老人。同治十年(1871年)，生于三堡榆庄，故有“辛未生辛未更生”之印钤。
次子铭镶字仲警，外号“野皇帝”。三子叔庚字由让，1920年殁于济宁征收局。四子季遵，外号“四疯子”。
榆庄张氏清末有土地近百顷，然榆庄田瘠，张氏素贫，躬行俭约，仅免饥寒。乃至仲警力田，方颇著效。并酿酒、榨油以佑农事。民国初年设钱肆，兼发纸币，其时张仁广仕汴，云生与勺圃为塾师。时人论之，榆庄张氏犹不愧为耕读之家，为其鼎盛阶段。民国以降，仲警弃农商、而官，为皖屯溪、歙县荣厘局长。去职肖然。穷老归田。其田亩署券抵债而不逮，家业日渐衰败，从此一蹶不振。
侯选知县崔弼均女崔右铭，字敬宜，学书于胞叔崔心孚、崔舜琴老人。敬宜书字劲拔，不类女子之笔。
张仁广见而誉之，为张伯英聘焉。崔心孚、崔舜琴老人也非常称赏张伯英文学，敬宜自适张家，厄於穷病，累于子女，逐废其学。
张伯英每聚碑刻，敬宜手自剪贴，装治积册，颇有赵李之趣。惜其资秉颖异，天夺其年。敬宜工诗赋，通声律。诗词娟秀婉丽，现存诗二首，兹录其一《寄与圃夫子金陵》：
病里何堪离思牵，
遥夜缝衣又减眠。
喜课女诗能背诵，
懒寻药里自烹煎。
张伯英继娶萧县段氏。段氏为光绪丁酉科拔贡生，徐海道尹段庆熙(字子敬、芝晋、更名毋怠)之女;湖北巡按使、省长段少沧之妹。
张伯英(勺圃)有子三人：长子寿慈、次子恺慈、皆为崔敬宜所出。三子宇慈为段氏所生。张伯英(勺圃)子侄十四人，主要居住在北京、徐州、台湾和美国等地。
三、师承与行迹
(一)师承
张伯英幼承庭训，很继家学渊懿。冲龄诗文可观，弱冠之年书法己具规模。
萧人陈敏，字逊斋，监生，张伯英之外叔祖也，于伯英特钟爱。逊斋善树艺，得木根于山中，如奇峰突兀，植而活之。峰巅生两树，虬干蟠曲，枝叶抉疏，工画者不能肖。古人木假山，无此生趣。张伯英入学时，逊斋赠王觉斯真迹二巨轴及清河书画舫，张伯英研究书画，实由老人启之。
张伯英幼时和其叔张云生，萧县徐树铮等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时萧县徐葵南馆之。张家和李氏既是世交，又联姻好。徐葵南，字忠清，乃徐树铮(字又铮)之父，在李家教馆二十余年。徐树铮蒙学随父，后来步入政界，同邑同窗之值，有荐张伯英北上京都之举。
不囿于一家之门，转益多师，可谓先贤之共有之。张伯英曾先后师桂履真(临川桂中行)、刘慈民、徐崇之、陶仲彝、冯煦等。
1887年冯蒿庵为云龙书院山长，是时张伯英年方十七岁，和魏梅林皆受业于冯，冯煦盛称张伯英为后起之秀，从此师门契阔十三年。
冯煦(1843年至1927年)，字梦华，号蒿庵，晚年自号蒿叟。冯煦生于扬州宝应，后移家江南金坛，旅居於苏镇，往还於江宁。光绪十二年丙戍春，以殿试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官翰林编修，张伯英为冯煦入室弟子，在所从诸师中，受其影响最大。
稍长，张伯英家自设馆塾，张永伟字子英馆於，子英工书画，承其家学，和张伯英论书画甚契。其书学北碑，笔力颇健，其士之敦品，对张伯英亦颇有影响。
张伯英叔张仁厚，字幼卿，为河南侯补通判。工画，亦居榆庄。其收藏之丰，甲於一郡，室无纤尘，其古书善本不许入触手，惟张伯英往观或取携，无所蕲。为张伯英在鉴赏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行迹
光绪戊子(1888年)秋，张伯英十八岁，祖父张卓堂己经七十三岁，七月张卓堂携孙张伯英、子张云生应金陵秋试，叔侄同岁同科中举，人称一时二妙。
归时因风阻江岸七日，中途资尽，张卓堂忽病，抵瑶湾甫愈，舍舟“黄跨”登陆而还，这就是张伯英的初次远行。
中举后，张伯英和叔张云生为了家庭生计，开馆授业，是岁戊子，桂太守中行招张伯英至彭城假馆黉舍(亦即彭城学宫)，常于荫密花繁，百尺古槐下读书。
辛亥(1911年)，张伯英馆於南京津浦路局(南京下关李楼)黉与徐树铮等同寓，并常与徐树铮、吴志远相聚於下关之第一楼，是岁张伯英南游广州，并与刘朴生相约偕行赴湘，母陈氏不许，遂於蒿师江宁寓邸盘桓两日而返。此后，张伯英曾绾地藏庵僧舍，再馆於萧县段庆熙家私塾，数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总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并成为段祺瑞的得力助手，实主部务，遂聘张伯英为秘书。
徐树铮为民国史上著名人物，政治军事均有重要贡献。誉者钦其壮猷远略，毁者病其辣手野心，以其经常在政界播弄是非，北洋政府时左右政界要人达十数年之久，贬曰“小扇子”。而徐树铮起家诸件，雅好文事，益有儒将之风，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为北洋军阀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受徐树铮之荐就职於执政府秘书厅。
根据徐树铮《上段执政书》：“……并饬梁秘书长鸿志，张帮办伯英，正志学校张校长庆琦时为钩座存问，俾各身心安泰，保此斯文一脉”等语，可见张伯英当时任副秘书长。
1926年，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终于被国民军赶下台。张伯英两袖清风，毅然引退，并再未涉足政坛。
“故人诧我频移徙，买宅无资得自由”《移居》。1920年了月，张伯英於大石作迁慈慧殿。1923年10月又从慈慧殿迁法通寺。1926年4月，张伯英在北平第六次迁居。新移居的北官坊口“旱室蚊成阵，荒渠蛙乱声。母嗟生事俭，郭外未休兵。”《移居即事》。北官坊口在银锭街西，故张伯英有“桥西草堂”印。北官坊口藜光桥之东，藜光桥即李光桥，音近而衍。李光桥又名李公桥，实乃明李东阳所居，人称李公桥。李公号“西涯”，故张伯英号“东涯老人”即源於此。其址即今北京故宫后门(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两进小院。此为张伯英老友张蔚西为其置购，并盛称架小楼可供吟眺。张伯英在《东涯补屋鬻字小简》中曰：“欲具砖石，犹有昔日吴匏庵起竹亭，有刮毛龟背何日成毡之叹。鬻字为生，无伸纸馀地。衰贫交至，经营补屋，何其难矣!故欲奋我病腕，减其字价，庶治微润，完此小筑。”因此，大概在1933年稍后，张伯英对此居进行过一次修缮。
张伯英北官坊口之居斋号曰“小来禽馆。”小来禽馆得名於明临清邢侗之来禽馆。邢侗，字子愿，山东临邑人。七岁即能作臂窠之书。万历二年进士，仕至陕西西行太仆少卿，年三十六即移疾乞休。书规二王，精於八法，与董香光(其昌)齐名，时称北邢南董。其家资巨万，筑来馆於犁丘，减产以奉客，遂至中落。万历四十年卒，年六十二。著有来禽馆集二十九卷，并辑有来禽馆帖十卷。张缙彦盛称“戏鸿、来禽二帖，坛占海内。”可知当时流传之盛。子愿既深於书，选帖具有精识，摹勒亦出江南良工，以故迥异俗本。今戏鸿所见尚多，来禽竟少完轶，虽漫漶者不易得。张伯英曾得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因邢侗有来禽馆，故称小来禽馆。
时人谓伯英亭馆，皆于印章超造。其实小来禽馆印章很多，今存《小来禽馆印谱》若录即达百余方。张伯英常署“铜山张氏小来禽馆金石书画”之。
1949年，张伯英终于在贫病中逝于此“燕北来禽”。
四、文物与著述
(一)文物
张伯英一生最为景仰明末遗民、邑人万年少节操文采。万氏别业崔泉山庄，距榆庄约五里，泉出女儿心东麓，柳塘荷诸，武为高人之幽居。张伯英幼时，张卓堂每携张伯英经其地，道隰西遗事，心向往焉。张卓堂于隰西文最为笃嗜，以为诗文书画皆如其人。张伯英趋庭所闻，皆铭之于心。
及长，张伯英对其书画诗文墨迹颇具热忱，曾得罗叔言(振玉)语曰：内景赠徐君平书画册在开封。张伯英遂嘱崔海帆内侄物色得之。此二册皆年少庚寅岁作，张伯英有乙丑《题内景书画册用亭林赠万举人诗韵》，使人幸免埋弃榛莽。张伯英初至燕京，都门惟见年少“渡江图”，借观后思之近十年而未得。为之老泪横流。萧县李允庵藏年少自写像“独坐松石间，睾然发遐想。昂藏野鹤姿，不甘受靰鞅。”张伯英助董右岑借印于《隰西草堂集》卷首，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张伯英于甲戌(1934年)春，得万年少松石幅子于铜山余氏。有诗云：“昔从无已斋中见，四十三年念未忘。(在老友陈完璞斋中见此，云假之余丽生明经者。璞完与董右岑校刊《隰西草堂集》，去秋因病南归。)内景老仙遗迹少，来禽新馆有缘藏，故人卧病今经岁，挂壁精图犹几张。买图倾囊更嫁女，营营两事一春忙。”画幅中秋装成再题云：“集序刊成画本来，故人惊说已寒灰。展观蜀素图三尺，猛忆君平绘八开。合者竞离谁得主，贫犹未死不须衰。伴予燕北来禽馆，暂别城南戏马台(余氏所居在戏马台前)。”“崔泉山足接榆庄，我是邻村田舍郎。诗品人称如靖节，笔精今更见河阳。躬耕郭北犹遗族(内景诗云：“孙不受北朝官。”终清之世，其裔无仕宦者。所居在城北万家寨)，避地隰西何处堂?珍重一缣三百载，守贫敢与古贤方?”张伯英不仅珍藏，且将此帧和行书墨迹一幅，假以制版，在《中和月刋》二卷七期上登载，使世人得睹万年少之真迹。
张卓堂藏“遁渚词册”传之张伯英，亦不以其私，刊入隰西集中。
张伯英表兄吴源溆，字浦春，有万年少画扇，为鼠所啮，仅余其半。张伯英为之扼腕，以所拓快雪堂帖和书画数通相易。并以所藏万年少书画之室暑日“归万堂”，并号“十万庐”。张伯英还曾于三堡没年少小学，以已鬻字画教谕乡邑子弟，其追慕先贤至如是也。
张伯英对于沛人阎古古手迹亦百般求访。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阎古古行书七绝条幅，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的。
七绝条幅初於开封为李文石所得，颜韵伯为河北赈灾开展古会时张伯英曾获一见，但失之交臂。后散入敞肆，为张伯英於癸未夏(1943年)收藏。
徐州汉代画像石极其丰富，沛县古泗水画像石，吴世熊运徐州保存，是为徐州汉画像石收藏保护之始也。然同治以后，虽然累有出土，铜山出土犹多，却无人问津，张伯英则不然，其喜聚汉画像石，常常“古刻旁搜到冢墓”。北阀前张伯英还花二百大洋购买了铜山双沟(今属睢宁县)汉画像石近十块，存于马市街杂货店。黄小松得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刻唐拓，属刘文清石庵题汉画室额，为林峙亭收藏，后赠张伯英。张伯英作诗记事，并名斋曰“汉石堂”，治“汉石堂”印一方。此额保存四十余年，解放后张伯英少子张恺慈将此及家藏双沟汉画像石一并捐献徐州市人民政府。这批汉画像石现均藏于徐州博物馆，而汉画室额已不知下落，惜乎!
(二)著述
张伯英不仅是著名书法家，而且还是博古通今之学者。
1、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就是其主簒编成的。黑龙江志创自曼伯(屠曼伯、毗陵人)则成于张伯英。清末开始设立的黑龙江省原来没有通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创议修撰省志，并成立省志编纂室。由于疆域界务，沿革建置变化纷繁，错综复杂，直至民国八年(1919年)仍未成书。
1929年万福麟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时，正值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通令修志。张伯英退出北洋军阀政府后，正闲居在家，万福麟遂亲自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主纂省志。张伯英欣然允诺，受任后往来于北京、黑龙江省之间，征能聘贤，其叔父张从仁为纂修，徐东侨为分纂，杨秉彝为收掌，王镇华任绘事，皆铜山人，阵容颇壮。于是广罗史材，分类纂修，祥为稽考，越三年乃成。时距创议已二十余年，全书自上古及清末，莫不详备。全书社分十二类六十二卷，一百四十余万字，可谓洋洋大观矣。
2、张伯英留心乡邑文献，於先辈同好遗著搜集甚勤，其最为称道者乃刊刻《徐州续诗征》。
古时风气，前人文字，每赖总集以传。作者后裔式微，无力付梓，则散失湮没无闻矣。古临川桂履真中行守徐，有刊徐州诗征之举。然“诗征”成书过促，铜萧二邑及寒族、闺秀、寺僧之诗入选甚少，颇有遗珠之憾。且时隔四十多牟，近贤无以传也。故而张伯英又有续征。续征一以捕前书所未备，一以存近贤之遗著，遮鲜漏略，得段芝晋，陈青舫鼎力相助，东鳞西爪，笺楮丛残，累岁之积越五年之久。其间一病而偃卧病榻经岁不起，六旬老友徐惠伯东侨编次校正，青灯几案，共任其劳。续征遵诗征之例，诗五百家，增其一倍，以诗存入，不事苛求，乡邑旧闻，前哲懿微，往往而在，实为徐州乡邑文献所繁甚盛事也。
续征自1929年暮春开始编辍，1934年冬交北平文岚移承印，1935年夏五月刊成布行，署“铜山张氏小米禽馆本”，二十二卷，所录铜山乡邑文献尤为详备。
张伯英之於乡邑文献，贡献诸多，董右岑校辑《隰西草堂集》，郑垣之《邃庵文稿》以及周维扬《拙庵诗稿》莫不得张伯英力助而刊行。
五、书法与帖学
(一)书法
徐之书家，唐以前最盛。述书赋载十有一人，阁帖(淳化阁帖)中仅宋明帝四行为徐州书耳，余均伪也。
刻石题记之中，徐人郑长猷(南阳)龙门造像记方劲古厚，为龙门魏刻冠也。明清以来，徐人书法大盛，尤以彭城书派最为突出。据《张氏族谱》记载，彭城张氏一族，工书善画者代有其人。寿云、子止、仙甫诸公，彦瑗、孝媛闺秀，皆卓然高手也。张伯英一支，自曾祖父乡贤公以来，祖父博原，也有书法之好。
张伯英聪颖笃学，承其家学。早岁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张伯英是早熟的书家，若从他早期的书法作品看，无论是分行布白，还是骨法用笔，均可称得上“墨迹守象，雅有门庭”了。
以后，张伯英与叔云生、张慈阴同事冯金坛，张慈阴字蔼荪，才华横溢。三人平相若，每聚各出文字互评，抵隙无所隐避。张伯英初见轻於蔼荪，久而为其所刮目相看。及同在云龙书院，陈璞完曰：蔼荪目无余子，惟心折老服耳。
清代楷书的主流是恶名昭著的“馆阁体”。这种楷书，看似非常整齐，实际完全抹杀作者的真实情感，专以帝王一人的爱好为转移，被腐朽的科举制度所束缚，压抑个性，注重洁美。以固定不变的程式化书写取代楷书的艺术创作，其影响所及，几乎使楷书完全脱离了艺术的范畴，成为统治者束缚知识分子的工具。嘉庆、道光以后，由于金石学大盛，访碑者渐多，北碑开始引起学者的重视与摹习，故包世臣、康有为振臂一昌，四海云从。当时诋北书者曰毡裘气。
张伯英由于受到金石学派的影响，对包康之说，深以为然，改学《张玄墓志》。
彭城书派自来以北碑为宗。
张达《论书绝句》曰：
彭城书派启唐欧，
仲宝惜无双字留。
因忆茂谦同北体，
儿曹讵可薄毡裘。
袁海观观察徐邑，张从仁游其门，以礼泉铭见赠，谓率更其乡先辈书独创(率更书出北齐三公郎中刘民，见述书赋)，前所未有。
张达曰：此彭城书派也。海观愕然，因拣述书赋同阅之，而感慨仲宝无传书也。赋又谓到挥如猛夫格兽，亦无传书也。当时张伯英习北碑，人以为怪，达曰，彭城书派自是如是也。张伯英书派艺术的造诣，可谓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
1915年，张伯英与姚叔节，秦右衡等共饮于北平广和居，满壁皆秦右衡字，右衡目空一切。一日，秦右衡於姚叔节斋中见张伯英书，诧曰：此何人?都中无是手也。“笔阵曾教淮海惊”，虽为张伯英自语，无妄也。其时，张伯英和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而张伯英与王书衡、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齐名，时称四家。张伯英从僻壤穷陬到通都大邑，成为矫然突出的书法高手。邑人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
张伯英以行楷最为成就，亦善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严、方圆兼备(“貌任丰与瘠，体任方与椭。”《论书次东坡韵》)。既宽博雄放，又紧凑紧密，内多劲力。行书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用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无论是出入、收放、偃仰、向背，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不泥于古，不媚於今，独行我素。虽然渊源有自，法从魏隶，具传统之功力，却又超脱自然，富於创新精神。用笔能任情挥洒，意度自为髙远。
张伯英极擅写碑志。书手有优劣，刻工亦有优劣。有些刻工会将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上石刊时刻的走神，甚或走了形的。故尔伯英觅良工李月亭、陈云亭专为镌刻之事。张伯英书写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当时琉璃厂以及荣宝斋尊之为“张大人”，皆悬其书。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附近“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斋，东大街“墨缘阁”皆为张伯英之书丹。
未入京时，家境贫寒，张伯英曾经购买过龙门二十品。定居北平后，张伯英不仅对历代碑帖进行搜集和研习，还曾收集魏墓志拓本二百通、蓄恪斋甫暨潍髙氏诸家臧瓦约三百通及初拓隋五女志，皆精湛绝伦，其后贫居故都，所藏皆易米去。
彭城书派渊源流长。张伯英书法摹习者甚众，代有其人。少子张恺慈，双沟髙铁岭、沙石生、褚庆熙。榆庄孙鸿啸、萧县蒋若是(汉代考古专家)等习张伯英书体。学者若孙茂才、刘金柱、潘传贤辈，正所谓后继有人，方兴未艾也。
(二)帖学
张伯英尤精於帖学，然为书法名气所掩。
书契之事远，其真迹保存，有赖於摹勒，此丛帖所由刻也。丛帖之刻，唐“弘文馆帖”肇其端，宋太宗“淳化阁帖”具其美，而极盛于清代。习书法，言鉴别者所必需也。然日久散失，残缺滋多。当时公私所收，虽力求完善，然真赝羼杂，在所不免，故著录甚难。言帖之书，己刻者从来只有数家，或议论书法而不系书目，或考究内容未为精核。清道光年间，徐文荣著“南村帖考”则限于宋元而不及明清，远不足所资贬括。其未刻者有近人惠兆主编“集帖目”、沈复编“呜野山房汇刻帖目”。
张伯英富收藏、精品鉴，留心国粹，著《法帖提要》，专论优劣。法帖提要以丛帖为主，旁及杂类。且穷源别流，撷其要义，参以已见，要言不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起，粤之客希白移居北平上斜街新馆，“铜山张伯英年伯”对其时有启发并对张伯英备加称赏。
张伯英寓京，雍容尔雅，醉心于各种碑会。如1936年，李炎、吴乃琛、潘复共作华山碑会，张伯英、徐森玉、黄宾虹等皆与会。张伯英议论品评，一言九鼎，莫不宾复。
长沙徐氏兰亭八十六种售于平肆，张伯英惧其散失，举债收之，己失其四，去其重复，得八十刻，为宋金华学士及程易畴、黄吟川各家兰亭，亦巨观也。拟佑丛兰书屋图，惜亦易米矣。
张伯英于帖学最足称道者乃珍藏和影印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義之书写的信札。因第一札开头有十七二字，由此而得名。书法体势雄健，历代取作草书范本，宋以来十七帖的摹刻本很多。现在流传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勒”字本十七帖最为著名。此本摹刻精工，锋棱宛然，点画之间，神完意显，可窥右军之规范，为目前诸本十七帖之冠。此本明弘治曾藏吴宽(匏庵)家。嘉靖时为项元汴(子京)所得。其后经清初吴郡缪氏、海宁查氏递藏，并入清宫，帖中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玺印。
十七帖於丁己冬(1917年)从清宫流出，张伯英于隆福寺书肆得之。戊午(1918年)三月张仁广到京都，晴窗展阁，老眼为明，赞曰：“翰墨之皇，法帖之祖。”然病不能书都已七年，遂命张伯英录附卷后。乙丑春(1925年)张伯英又得包倦翁(世臣)十七帖疏证手稿数通。此后，张伯英寒斋长物遣斥殆尽，十七帖亦失而复得，展视泫然，作《赎十七帖有感》：
妙墨晴窗快展帖，
问君轻弃果何心。
就令完璧终归赵，
切莫当牛再鼓琴。
世事塞翁得失马，
荒斋陈迹去来禽。
他年携向山深处，
尘俗休教日夜惊。
丁卯(1927年)友人劝其付印，为后学者津。遂以包倦翁十七帖疏证稿附后，一并印行，颇为好古家所重。终于没有携向深山，并《题十七帖影本》：
一生嗜书怀先德，
晚睹来禽喜欲狂。
命与世间留善本，
勿矜独得只深藏。
《十七帖》民国十六年七月出版，名曰“右军书范”由商务印书馆代印，钤“张氏珍玩”“北燕张氏来禽”之印，署“铜山张氏勺圃藏帖”。此帖采用我国当时使用不久的“珂罗版”印刷。影印字帖较晚，光绪二十八年南京状元阁有木刻本字帖。宣统三年点石斋有石印本。嗣后有正书局狄平子请日本人小林首制玻璃版印行，以日音译为“珂罗”，即照相版。日本人所谓“真版”。德国人所制玻璃版，译为“亚土版”。这是当时先进的印刷术。
张伯英和徐世昌、罗振玉、容庚、徐小圃皆为当时私人印帖较精者。
今天上海图书馆珍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艺苑撰英》丛书中《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张伯英收藏者。出版时虽然删去包倦翁疏证，张仁广和张伯英跋语。但卷首仍有“铜山张氏小来禽绾”卷尾有“张伯英印”“铜山张氏小来禽馆金石书画”印钤。
张伯英后又得此事贴墨迹，有《右军此事帖》诗曰：
“晋墨千年色尚新，
名言字字可书绅。
漫将金印轻夸耀，
似诫若曹长欲人。”
[陶斋(端方斋号)题云：是日得关内侯金印]。
“印文宣和及明昌，
秋壑分宜侈弃藏。
岂是贫家能京此，
踅来山馆伴墨皇。”
张伯英曰：“乡居僻左，贫无所获。二帖假乎於予，为山阴真面目留一线之延，殆非偶然之事否者。二帖图室，贫士何缘京有耶?生平无他技，惟少承庭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困处故都，藏物都尽，独居於此帖有未忍以过眼烟云视之者。”
张伯英珍藏二帖，实乃我国书坛之盛事。其珍藏之功，奚待言耶!
六、节行与乡情
(一)节行
张伯英历晚清、民国、汪伪等时期，此正值中国近现代激烈的动荡阶段。
从清举人到北洋执政之幕僚，乃至卖文为生的潦倒境地，但其一生正直，颇有节行。
北伐战争，段祺瑞执政垮台。战乱使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京城二月长围台，隆隆炮声兼昼夜。更有飞艇横空来，青天霹雳随雹下。杀人利器逐年多，洗甲银河何时泻。”“三百年来富庶区，萧寥十九成空舍。哀哀群众受压剥，有如汁尽滓余蔗。”其哀念生民、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张伯英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不屑於和那些封建军阀同流合污，于是毅然隐恳，定居北平，卖文卖字，开始了他下半生以后己的率勤艺术劳动谋求生计的生活。
日冦侵华，北平沦陷后，张伯英隐居不出，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日本人曾以十万银洋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予拒绝。
徐州沦陷时期，叔父张云生已六十余，未能得脱，不得已为徐州市长。张伯英屡致书，言辞恳切，劝其不作伪事，从仁每受书，展阅即老泪纵横。
张伯英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力主共和，反对复辟。晚年虽脱离政治，但仍是关心政治之人，抱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而不得伸展。张伯英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私交皆厚。与翻译家林纾、画家齐白石等极为相契，齐白石老人曾治印章多方相赠。
张伯英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士不少人都曾受其教益。容希白尊之为年伯;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早年每进而就教，得以略闻法帖源流，实自张始也。
张伯英能诗善文，其诗文清新俊逸，皆有内景之风。“同游风采正翩翩，师论称予后起贤”。时人称其诗如“碧山”其诗七言居多，所作多为即兴。成详帖、或论画、迁居、故友、离情，莫不入诗。诗如其人，张伯英性情敦厚，是位彬雅冲和的学人。
(二)乡情
张伯英晚年，诗文乡思多少，犹令人不堪卒读。
《和汉云山楼共话》云：“劫后棋争多误著，吾衰诗战不能军。云龙旧侣遥相忆，矫首南天雁一群。”《又中秋》曰：“与客醉归忘永夜，动人乡思是中秋。”张伯英自及京都，仅其母病逝时回乡一次，“嗟我离乡久，龙山有梦游”(《和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
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戏和慎六杂感》：“间去翻为病所柔，无端京国久淹留。”《又穷秋》：“裘敝金空漏向残，处无可隐出无官。长贫数月惟食粥，阎岁逢秋更早寒。”《再戏和》：“阅世则肠尽化柔，此身奚去又奚留。”张伯英睌牟虽然体弱多病，仍然手不释管。《和师郑癸酉元旦》之二：“六十三皊一病翁，不能扶来及弯弓。旧巢已圮悲归燕，故纸仍钻似蠹虫。”“颓然谁复念衰翁，腰脊难伸曲若弓。”“前驱执役心空壮，奋笔为书气尚雄。”
垂垂老矣，最为无堪是乡愁。“何日曰归守坟墓，中原箕豆正相煎(《失题》)。”海内几时休战伐，斯人宁和老樵渔。梅花万树山前后，自荷泉明带月锄(《寿施酒宇之兄》)”。
张伯英昼思夜想的是家乡铜山榆庄，诗人想象的一幅垂老归田的是《榆庄隐居图》：
垂荫能遮数亩田，
村前榆老不知年。
於今近水枝柯盛，
坐听斜阳噪乱蝉。
野水盈盈绿到门，
不嫌鸭鹅闹声喧。
凌晨策杖西园去，
手摘新疏唤稚孙。
好一首归去来辞，好一幅农家之乐图，难怪诗人梦寐以思呢!
最合张伯英思念的还有崔泉山庄“饥驱南北，崔泉山庄数十年不一至，念侍先祖往游，犹目前也，何日归榆庄乎!”张伯英的“云龙旧隐”“云龙山民”“榆庄老农”印鉴，寄托了他多少思乡与希冀啊!
民国鸿儒，一代书法大师，名虽显於京都，身不免於贫贱，终於未能归老田园。
七、家族事迹
(一)先祖张胆(字伯量)，彭城人。汉文成侯张良裔。父名张垣曙三公，以荐任河南归德府通判。张胆少慷慨有大志，鸢肩虎相，见天下多故，每思以武功匡世，登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癸酉科武举，授归德城营参将。明末乱起，張曙三督饷睢州，为叛将杀害。张胆率部复仇。
清军入关，张胆家居。豫亲王多铎南征，过彭城，闻其才，召置军中，立授副总兵职，赐貂蟒鞍马。从征江南，每登必先，因为顾念同胞，虽占阵，亦力戒麾下毋妄杀无辜。三吴、两浙底定，浙民出于对新政权的畏惧，多有窜入深山者。当政者则以叛案处置，故诛杀无虚日。张胆驻军浙中，察无辜都被缚，辄立释之。有些人被抓后，己经押赴刑场，即刻处斩，张胆皆力辩其清白，请于总督，立予释放。被张胆救下的人成群结队，咸曰：“张公活我!”
后来，张胆移师淮北，屡有建树，总督马光辉疏保其为天津总兵，廷议会推开归提督总会。这职务，已是从一品高阶。恰在此时，有人中伤张胆。大府仗义，力为张胆辩白。张胆无心恋官，以母老孝养为辞，回到徐州。
回乡后的张胆，浣衣粝食，状如老农，人不知其为贵人。子六人，五人仕宦，位及封疆。家资累万，独乐善好施，捐资无数，面无难色。康熙二十年(1691年)徐州大饥，张胆出积谷数千石，设厂分赈。又淮安被灾，复运麦三千石输于官，分赈山阳、清河。
张胆义修大运河第一桥——荆山桥。
据《运河名城徐州》记载：姚老黑设摆船于不牢河上，方便南北过客，唯独张胆送女过河，船价数倍于常之。张胆责之，姚老黑辩之，争辩中二人打赌，张言自修一桥，方便百姓。姚言桥若修成，自愿拉船上山。然后，张胆出资修成荆山桥，姚老黑亦不食言，果然拖船上山。至今，荆山坡上还有两道拖痕，寸草不生。
荆山口在不老河中段，旧有桥，己圮。河水滔滔不绝，下多乱石，涉者视为畏途。张胆倡修荆山桥，主要是自输家资，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也有部分集资、捐款，但考其始末，基本上是张胆和他的几个儿子”大出橐中金”，竭其所有，玉成此事的。
荆山桥修建工程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集石工三万人，历时十年，才告竣工(大学土张玉书《荆山桥记》载，此桥始建于康熙壬午，迄于康熙癸未，恐非。因此时张胆已近百岁髙皊。)
张胆所成之石桥，长三进六十二丈五尺，髙若干，顶宽一丈九尺，桥孔大小四十余洞，桥头建有茶房一座，阁一座，为行旅风雨庇息之所。当时耗银二万六千八百多两。
到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总河白钟山又重修此桥，两端共延伸一百二十多丈，使其全长达到四百八十二丈有余。
据共和国初期实测，桥身长1599米，中部宽10米，两端宽8米，中部髙11米，两端各髙8米。
桥体成弧形，有桥孔159个。其中大孔19个，小孔140个。桥两侧用条石作栏杆，右侧中间嵌有石匾一方，上刻乾隆皇帝御书“万世津梁”四字，石匾两侧各有1.5米髙的石狮一座。桥正中联拱上方还雕有十二条卧波戏水的蛟龙。桥南端建有皇亭一座、石坊一座、石碑一通、茶庵一座。该处石碑上刻有乾隆皇帝御笔“皇恩浩荡”四字。桥北端建有石坊一座，石坊南北柱上各有一联。南联为：“山近彭城，水映云龙瞻瑞霭;人遵玉路，功成砥柱履周行。”北联为：“虹影飞空，百世津梁歌利涉;湖光澄碧，九州行旅沐思波。”
在当时，荆山桥不但是两千多里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长桥，也是全中国最长的石桥。
1958年，京杭大运河不牢河段疏浚拓宽，水利决策者以这座大桥有碍行洪通航为由，令予拆除。而今，巍巍长桥仅留下北段二百多米引桥及石坊、石碑等物，无言诉说着沧桑巨变。
同时，张胆首捐一千五百两白银为倡，修建了徐州学宫。徐州人民感念其德，卒祀于徐州乡贤祠。
(二)张胆的胞侄张竹坡，乃是评点《金瓶梅》的著名小说评论家。
根据徐州历史文化丛书《徐州名人》记载：张竹坡(1670年至1699年)，各道深，字自德，号竹坡。
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二十四岁那年，踏上北往京师的征程。京城诗社每聚会不下数十百辈，竹坡往访，登上座，竞长章短句，赋成百余首。众皆倾倒，目为竹坡才子。他盘桓繁华帝京，顾盼水畔亭榭。返乡时，己为次年五月十五日。在《春朝》诗中写道：“呵冻莫愁三月浪，望云己痒一声雷。”
竹坡兴奋之余，又想到了那部奇书《金瓶梅》。他对其弟张道渊说道：“《金瓶梅》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在清明节前后，他静座家中，闭门十余日，完成了十余万言的《金瓶梅》评点。
康熙三十五年春，由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刊成，且载往金陵发售。是时远近购求，竹坡才名益振，来客常满。至秋冬间，竹坡至扬州，得遇著各文士张潮，张潮以所刊《幽梦影》等奇书相赠，竹坡在《幽梦影》中写下八十余段评语，见地灼然，传为佳话。
次年春，竹坡移寓苏州，时年二十八岁，五赴乡试而未得一第。竹坡困于生计，经友人荐举，来到永定河，参与督理河工事务，夜则达旦以读，终积劳成疾，二十九岁便溘然长逝。
张竹坡一生勤于著述，惜皆随手散之，不复存稿。现传世者仅诗十八首、文两篇以及《幽梦影》《东游记》《金瓶梅》诸书批语若干。其中以《金瓶梅》批语最具价值。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批语包括书首专论(即《杂录小引》《金瓶梅寓意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苦孝说》《竹坡闲话》等冠于书首的十篇文字);回首总评、文间夹批、眉批、旁批等，涉及题材、情节、结构、思想内容、创作心理、人物塑造、表现手法、小说章法诸多方面。
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将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江苏省徐州市张氏诗书继世，斯文一脉相承。江苏铜山县《张氏族谱》录有张竹坡联系与生平。
八、徐州张氏宗谱序
2009年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徐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参事赵明奇，作《徐州张氏宗谱序》：国有正史，地有方志，家有宗谱，加之人物传记，乃中国历史之四维。宗谱又称家谱、族谱，乃姓氏血脉之文献，祖辈源流之实录。一部传承有序、纲目有属的宗谱犹如一部信史，记载着家族的起源、家族的发展、家人的身份和家人的业绩，是炎黄子孙的根之所系、情之所在，是中华历史文明中具有血缘特征的百科全书。国史乃一国之精神，方志乃一地之人文，而宗谱则是一个家族的灵魂。走进宗谱，可以体味祖辈先贤的奋斗历程，可以领略宗族文化的瑰丽传奇，可以感悟家训遗嘱的哲学理念，可以解读海角天涯的永远牵挂。尽管人类己经跨越新的千年，但宗谱在清正家风、净化道德、教育晚辈、和谐社会诸多方面的作用仍然有着炫目的时代光辉。
古人言乃中华大姓，首推张氏，可见张姓人士在民族史上列居非常地位。
张始肇始，源远流长。据《元和姓纂》：“黄帝第五子青阳生辉，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历经五千余年，张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支脉众多，素有“四十三望”之说，可见分布广泛。张氏名人辈出，不绝于史，所谓“汉侯门第，唐相世家”“天师嫡系，各将后裔”，历数于文案口碑。
徐州自古为九州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古以来，人口迁徙频繁，结构十分复杂。徐州张氏枝繁叶茂，支出多元，但以“百忍”堂口居多。历史上徐州张氏族人在反对外来侵略、建设美好家园、推动文明进步、创造和谐社会等方面功勋卓著、建树颇多，出类拔萃者见著于史志，数不胜数，无愧于中华大姓。徐州张氏议修宗谱，为天地立命继祖先之学术，为子孙铸训致万代之太平，诚为百世基业，千秋良策，意在深远，功在不朽。我祝贺新版《徐州张氏宗谱》告成，并祈愿张氏族人在祖国大家庭中蒸蒸日上，再铸辉煌。
承蒙张氏族人高看，殷殷嘱托为序，我不揣学浅闻陋，略表数语，瑾作对徐州张氏族人的敬重而己。
九、社会评价
張伯英殁后，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影响及今，后学甚广。
启功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到“先生仙逝己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遇钝可见，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由此可见，得其真髓且归纳、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代不乏人。
十、启功论张伯英
启功十岁以前，即闻先祖称勺圃先生大名，稍长在小学中又从同班学长白志铭兄得闻勺圃先生书法之妙，盖白兄之尊人与勺翁为挚友也。
启功年愈二十，习画、习书，于先师贾義民先生斋中见勺翁所书联，点画沉著，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用意用力处。始惊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行至于斯境也!
启功其后得识勺翁哲嗣宇慈先生，从询勺翁法书之门径，意在欲知遵循之法也。
宇慈举一事云：翁中年好北碑，盖仰包慎伯之论也。日临龙门造像题记中之精品。用元书纸临写，若干纸扎为一束，移置床下。其时摄影印刷之术己稍普及，宇慈兄妹请以一束付印，勺翁不许且云此吾身后事也。盖己窥北朝书艺得失所在，而心手所诣，又有进于斯时者矣。
其后洛阳北邙魏志出土益多，精美之书，视龙门造像记又有进者，勺翁复以素纸临之，魏志精品，临写又若干通。其中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示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己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
相聚于所好，前贤早有名言，法书名拓，每聚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所谓因缘又其次也。
有宋拓《馆本十七帖》一卷，为勺翁所得，旋有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与《十七帖》接踵而登勺翁几案，翁乃以影印之法合印成册，题曰《右军书范》，原卷付印时累书跋尾。印本既成，又有眉批，一册既盈，复取一册。随手题识，即此题识之本，不佞己见数册。《十七帖》今世所行，只见宋代魏泰所摹之本，《馆本》流传，此外只见康熙时名流题跋一本，三是重募。如此枣本初拓，盖无第二本，不遇勺翁真鉴，山阴真面，盖归湮灭，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
十一、文物保护
2023年5月5日，国家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体系。
《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己故书画家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文物博发(2023)13号)，规定张伯英代表作不准出境。
十二、张伯英为王惺三写别传
王惺三，各学渊，字惺三，号雷溪。铜山县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出生，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8日去世，京年67岁。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曾任沛县歌风书院山长，参与编修民国本《铜山县志》。善收藏，精书法，尤以小楷为著，与张伯英齐名，时人并称“二妙。”
王学渊7月去世，张伯英10月便为之撰写了著名的《王惺三别传》，全传共490多字。分别叙述了撰写“别传”的缘由、追述同窗情谊、评述王学渊的书法成就及其研习情况、介绍其书法与王学渊书法的差异，抒发自已书法成名的感悟等。
张伯英所写的“王惺三别传”墨迹已无处查找。有幸的是时有垣老先生收藏了“别传”的手抄件，并将其转交给了其儿子时善刚收藏。
十三、徐树铮轶事
徐树铮，徐州城南皇藏峪醴泉村人，是地方上的望族。他在清末民初，是徐州八县的举人、秀才，颇有雄心，而靠上段祺瑞、袁世凯之后，一时间，成为北洋时期的军政界均有极大影响的人物。不曾想“三次长风波”之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竞将徐树铮的陆军部次长和张孤的财政部次长、叶恭绰的交通部次长都给免了。虽然袁世凯是针对段祺瑞(陆军部总长)、熊希皊(财政部总长)、梁士诒(交通部总长)三人不支持他当皇帝，采取的杀“鸡”给“猴”看的措施，但“鸡”毕竟是杀了。
第一个愤起决心报复的，就是徐树铮。那时侯，徐树铮己经是尽人皆知的“北洋怪杰”，胸有韬略，屡出奇计，连袁世凯也不得不另眼看待。但是要报复袁世凯总得有“名目”让天下人明白“事出有因”，至少是同僚们有个理解。
思之再三，徐树铮终于想出了一个用徐州人文文化为媒和同僚相聚的办法。
1915年12月，他要在家乡为他20年前去世的祖母和9年前去世的父亲举行隆重的安葬大典。于是，以私人的名义，广发“讣告”，遍请名人。段祺瑞首先响应，由段出面联络长江流域军政首领，并亲书挽幢，遣专人送达徐州。段祺瑞是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他一带头，各省首脑纷纷效法。几日之内，便有直隶、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福建、湖南、湖北和两广的督军、总督等20余人来到徐州。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省均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外，而都许诺“相从”。徐家的大殡只由他们的家人去出了，徐树铮也不上坟，只和段祺瑞一起和各省督军、总督们商讨抵制袁世凯称帝大事。最后形成决议，不支持袁世凯当皇帝，响应云南(蔡锷的反袁运动)，伺机开展护国运动。
徐州的举动，极大地震憾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不仅“登基大典”草草了事，而且他戴上的皇冠也一直心虚。82天之后，只好狼狈自裁。徐树铮徐州的出殡举动，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皇帝下野敲响了警钟。
十四、张伯英艺术馆
张伯英艺术馆始建于2004年，由徐州市民营企业家王昌庆投资7800多万元建设的融收藏、陈列、研究与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场所，馆名由书法家启功题写。
张伯英艺术馆以收集、整理、保存张伯英的书法艺术作品和文物资料，研究和推广其彭城书派伯英书法为办馆宗旨，收集的藏品有张伯英书法作品60余件，刻石作品26块。还藏有张伯英先生大量的碑帖、文稿、信札及相关文物资料。另外，艺术馆内还收藏碑刻、石雕艺术品、汉画像石和明清、民国时期的家具、陶瓷等近万件。
为深入研究张伯英的文学艺术成就，艺术馆还成立了“张伯英艺术研究会”和“张伯英著述编辑委员会。”
张伯英艺术馆位于徐州五A级国家风景名胜区云龙湖南岸，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东门对面，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艺术馆依山势而建，一座座建筑物，台阶式地拾级而上，较好地保存了原有的自然山体风貌，其内涵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人文的尊重。馆内建有张伯英陈列馆、文昌茶馆、小来禽馆、文豪殿、墨缘阁、碑廊、桥亭、砚亭、天水池、碧澜砚、百佛堂、群羊坡等景点。馆内收藏的张伯英部分作品、碑刻及文稿信札等资料，及各类民俗器物近万件，是国内规模较大，收藏品类较为丰富的同类艺术馆。
由于張伯英在书法、古碑帖研究，以及书画鉴赏等多方面享有大名，北京各店家商号的老板，均尊称他“张大人。”1940年前后，他从北京硫璃厂富晋书社那里买了一批书。其中有一部珍贵的《古今图书集成》，后运到徐州。1946年秋天，著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徐州，看到这部书。他很感慨地说：“这部书目前全国只有六部，有的还不全，你们徐州还能珍藏这么完整的一部，真不容易啊!”这套空前绝后的历史文化典籍，记述了我们古代浩如烟海的知识。今天，这部书己成了徐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张伯英曾花去不少积蓄，收集徐州汉画像石实物及拓片数十方，其中包括睢宁县出土的《牛耕图》，沛县古泗水处所出的《纺织图》等，这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史很有价值，后捐给了徐州博物馆。
在很多年前，我问王昌庆总为什么要建张伯英艺术馆呢?
他说：“张伯英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碑帖学家、文物鉴赏家、方志学家、诗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他把历史文化悠久的“彭城派”书法发扬光大。同时自成一体，被称为张伯英体。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很有民族气节的人!”
王昌庆总说：“张伯英是徐州市铜山县三堡人，他对故乡很有感情。他节衣缩食收藏的汉画像石，都捐给了徐州市博物馆。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碑文，留在了徐州，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徐州人，我们有责任把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收集、整合、保护起来，展示出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启示后人。”
王昌庆总还是那句话：“都因为我与张伯英老先生有缘啊!”
如今，張伯英艺术馆己经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等的具有“徐州文化”特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传承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