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化巨匠，其思想、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均展现出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对汉代历史遗迹的实地考察与精神继承，更贯穿于其人格塑造、文学创作、政治理念及文化传播的多个层面。以下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历史遗迹的实地考察与精神继承：从地理空间到文化记忆的转化
苏轼对徐州汉文化的传承始于对汉代遗迹的实地考察。他在徐州任知州期间，深入探究了戏马台、亚父冢等历史遗址，通过文献考证与现场勘查，纠正了传统认知中的谬误。例如，他指出徐州戏马台并非位于山势陡峭的戏马台山，而是南侧地势平坦的亚父冢一带，并进一步推断真正的范增墓应在居巢。这种对历史地理的严谨考证，不仅体现了苏轼的史学素养，更使其对汉文化的理解超越了表面符号，深入到历史脉络的梳理中。
苏轼对汉代遗迹的考察并非孤立行为，而是与徐州“汉兴之地”的地理优势形成呼应。他总结徐州成为汉兴之地的三大原因：其一，山川险固、四通八达的地理形势;其二，民风勇悍、豪杰辈出的社会风气;其三，物产丰富、铁矿蕴藏的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既是对汉代徐州崛起的历史总结，也为其后续治理提供了文化依据。例如，他在修建黄楼以镇水患时，直接借鉴了汉武帝堵塞瓠子决口后建宣房宫的典故，将五行学说中的“土克水”理念融入建筑实践，使黄楼成为徐州汉文化传承的实体象征。
二、人格塑造：汉文化精神对苏轼品格的浸润与升华
徐州汉文化对苏轼人格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豪侠气质的强化
徐州自古以刘邦为代表的帝王将相群体，塑造了“敢于抗争、勇往直前”的民风。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正值新党推行激进改革，旧党遭受排挤。面对政治压力，他未选择隐退，而是以“不屈不挠的抗争态度”践行汉文化中的刚毅精神。这种精神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体现为“亲射虎，看孙郎”的豪迈，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则转化为“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的实践决心。
2. 集体主义精神的觉醒
徐州军民在抗洪斗争中展现的“众志成城、顽强不屈”精神，与汉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集体意志一脉相承。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提出“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的改革建议，主张扩大地方官权限以应对危机，其核心逻辑正是对汉代“郡国并行制”中地方自主性的现代转化。这种治理思路既是对汉文化中“分权制衡”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徐州地域文化中集体主义精神的实践回应。
3. 务实理性的治理智慧
苏轼在徐州兴建黄楼、疏通河道等举措，延续了汉代“因势利导”的水利治理传统。他借鉴汉武帝建宣房宫镇水的经验，结合五行学说设计黄楼，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实用工程。这种“经世致用”的治理理念，与汉代贾谊《治安策》中“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务实精神高度契合，体现了苏轼对汉文化中理性精神的现代诠释。
三、文学创作：汉文化元素在诗词中的艺术重构
苏轼的文学创作是汉文化元素艺术化的重要载体，其豪放词风的形成与汉文化精神存在深刻关联：
1. 历史题材的现代演绎
苏轼在徐州创作的《百步洪二首》中，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意象再现了汉代英雄驰骋疆场的壮阔场景。他通过“连用七喻”的夸张手法，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使读者在惊心动魄的描写中感受到汉代“气吞万里如虎”的雄浑气魄。这种创作手法与汉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跨时空对话。
2. 民俗文化的文人转化
苏轼在《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中，将汉代“秋祀月神”的民俗传统升华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普世情怀。他通过“把酒问青天”的仪式化描写，赋予中秋赏月以哲学思考的深度，使民间习俗转化为文人雅趣的象征。这种转化既保留了汉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又融入了宋代文人“以物观物”的审美范式。
3. 地域文化的意象重构
苏轼在徐州创作的诗词中，频繁使用“彭城”“泗水”“高祖庙”等地域符号，构建起独特的“徐州意象群”。例如，《彭城汉祖庙试剑石铭并叙》通过描绘刘邦试剑石的传说，将汉代开国皇帝的神话形象与徐州地理空间相结合，使地域文化获得历史纵深感。这种意象重构策略，与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的地域文化比较手法形成呼应，展现了苏轼对汉文化地域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四、文化传播：苏轼作为汉文化传承者的历史角色
苏轼在徐州的文化实践，使其成为汉文化传承的关键节点：
1. 文教活动的组织者
苏轼在黄楼举行的两次文坛盛会——重阳节雅集与鹿鸣宴，吸引了秦观、王巩等外地才俊及陈师道、颜复等本地士子参与。他通过诗词唱和、文集编纂等活动，将徐州打造为宋代文学创作高地。这种文教实践与汉代“鸿都门学”培养文学人才的机制形成历史对照，凸显了苏轼在文化传承中的组织者角色。
2. 学术思想的传播者
苏轼在徐州期间，继续推进其父苏洵开创的“苏氏蜀学”体系。该学派融合儒、释、道思想，强调“经史结合”的治学方法，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垄断形成对比。苏轼通过讲学、著述等方式，使蜀学思想在徐州落地生根，为汉文化注入多元思想资源。
3. 文化符号的创造者
苏轼修建的黄楼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成为徐州汉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后世文人如陈师道、秦观等均以黄楼为题材创作诗词，形成“黄楼诗派”。这种文化符号的创造与传播，使徐州汉文化在宋代获得新的生命力，其影响延续至今。
结语：苏轼文化与汉文化的双向滋养
苏轼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贯通，本质上是历史记忆与现实创新的动态互动。苏轼通过实地考察激活汉代遗迹的文化记忆，以文学创作重构汉文化的艺术表达，借政治实践传承汉文化的治理智慧，最终实现了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共生共荣。这种融合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苏轼文化成就的理解，也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文化创新，永远建立在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上。
闫书杰供稿